《大同》之后，周浩已經(jīng)有四年沒有新的長片面世了。

已經(jīng)拍出9部紀錄長片的周浩，依舊不敢說自己是個“熟練工”。在他看來，拍攝者與拍攝對象的溝通，是創(chuàng)作一部紀錄片的核心工作，而每次拍攝都會出現(xiàn)新的溝通問題，都得想新的辦法去解決。所以他說，拍片子永遠都是如履薄冰的感覺。

他的拍攝題材很尖銳，但他面對拍攝對象卻很“敬畏”。“我不認為把別人赤裸裸地呈現(xiàn)在鏡頭面前，就叫紀錄片。”周浩說。他認為，只有拍攝者處理好自己跟拍攝對象的關系，才能讓觀眾認同拍攝對象。相比強烈地站在某一個立場上去批判別人，他更愿意去呈現(xiàn)一個人物的多面性。

對于這個小眾行業(yè)來說，除了需要解決創(chuàng)作的問題，資金問題也依舊困擾著甚至是處于金字塔頂尖的創(chuàng)作者。第一次獲得金馬獎（《棉花》，第51屆金馬最佳紀錄片獎）時，周浩就對媒體開玩笑說自己對于獎金期待比對獎杯期待更大，畢竟很多紀錄片導演都“缺錢”。即使是現(xiàn)在，他依舊需要帶著新作《孤注》的樣片參加大大小小的提案會，以便獲得更多的資金幫助。

周浩并非學院派出身，從紙媒轉行紀錄片的他，曾被人稱為“記者型導演”。但其實，當我們以電影的視角去看他的作品，會發(fā)現(xiàn)許多極具原創(chuàng)性的影像呈現(xiàn)。在他的諸多受訪文章中，我們也能讀到他從實踐經(jīng)驗總結而出的獨特創(chuàng)作理念。

他強調，紀錄片的本質，是人與人的溝通；拍紀錄片，于己于人都是一種完善自我的過程。相信讀過周浩相關創(chuàng)作談的人，都會拍紀錄片的沖動。拍電影網(wǎng)（Pmovie）就帶著學習的心態(tài)專訪了周浩導演，向他討教紀錄片的創(chuàng)作方法和理念。

無論什么題材，我本質上都在研究人

Pmovie：您最近正在拍攝新片《孤注》？

周浩：對，我一般是幾個片子同時在拍攝。

Pmovie：我看《孤注》的簡介，直觀感覺它是關注人的心理問題。在題材上，它跟您之前那些比較尖銳的帶有鮮明社會性、時代性的影片是否存在區(qū)別？

周浩：這個片子拍的是“創(chuàng)傷后應激障礙”（PTSD），其實還是一個集體性的問題，有些報告顯示，中國有PTSD癥狀的人，也許超過一個億。也許我們身邊的人，也許你我，都曾經(jīng)歷過，只是我們沒有特別注意到這個問題。

很多人不去深究這個問題，但不深究并不意味著這個問題就會被徹底埋葬掉，它還是會不斷地回響，還是會對當事人的心理造成非常大的影響，進而影響他們的生活質量。我這里的兩個拍攝對象，都是非常勇敢的人，都愿意去跟別人分享自己的故事。他們希望大家跟他們一樣，從陰影里走出來。

我覺得一個社會要健康、正常地發(fā)展，人的心理健康問題是必須去探討的。我們經(jīng)常簡單地把犯罪行為歸結于人的一時沖動，其實在精神方面、社會學方面也有很多影響因素，這是我想去探討的領域。

可能就像你剛才說的，它好像不是一個很尖銳的社會問題，不是傳統(tǒng)意義上的講弱勢群體或者階級矛盾的問題，但是我并不認為這就跟我以前的片子有特別大的區(qū)別，其實都是在研究人。

Pmovie：您的拍攝對象很豐富，影片產(chǎn)量也很高，對您來說，是不是不缺拍攝題材？您曾說，好題材是“遇到”的，那為什么您能“遇到”這么多好題材？

周浩：其實就是一個多年的媳婦熬成婆了。紀錄片實際上是我的一種生活方式，所以我的神經(jīng)末梢也許就會比一般人要稍微敏感一點。我本身以此為職業(yè)，肯定在生活中時時刻刻遇到什么事情，都會想它會跟我的工作發(fā)生什么關聯(lián)。這種聯(lián)想、轉化是自然而然的，并不是刻意為之。我做到現(xiàn)在，有時候題目也會來找我，比如現(xiàn)在這個《孤注》。

Pmovie：您一般會如何結束一部紀錄片的拍攝工作？因為有些紀錄片不是一個事件，沒有明確的開頭、結局，那什么時候可以結束拍攝？

周浩：肯定是有些自然的節(jié)點，我們當然是希望時間越長越好，但是也不可能一直拍下去。很難去描述一個具體的點，但總歸是有一個時間點。

打個比方，比如拍春夏秋冬，有人愿意把結尾放在生機勃勃的夏天，有人則愿意把結尾放在蕭瑟的冬天，這就是拍攝者對事件不同的解讀方式。

但也不是自己完全主觀的決定，還是跟拍攝對象的行動有關，當事情發(fā)生到某個節(jié)點的時候，我覺得可以做一個結束，那就自然地結束了。

《龍哥》

紀錄片的獨特性，源自你跟人打交道的方式

Pmovie：您并非學院派出生，但從《厚街》到《高三》，影片的結構感更明顯了，剪輯、攝影上也更講究技法了，這個改變是怎么發(fā)生的？

周浩：《厚街》那部片，我開始做后期的時候，并沒有覺得它是一部電影。如何定義這個作品，我好像也并沒有特別在意。做完之后，別人就說你做的是電影，那之后我自然而然地去學電影的拍攝技法，就看別人怎么拍的，然后依葫蘆畫瓢，就有了《高三》。因為拍攝器材廉價化了，拍電影的門檻也變低了，而且我這種小電影成本也不高，很多東西都是在拍攝實踐中學到的，這是一個潛移默化的過程。

《高三》我還不是特別喜歡，它的結構我覺得太匠氣了，總覺得有點中規(guī)中矩，現(xiàn)在再去拍的話，也許會有更好的處理方法。

Pmovie：您紀錄片的結構主要是誕生在哪個環(huán)節(jié)？前期會有比較詳細的計劃嗎？

周浩：早期會有一個大概的方向，但結構在后期一定會發(fā)生天翻地覆的變化。如果一個片子在拍攝前就想好了，最后拍出來的樣子跟剛開始想象的一模一樣，那肯定不是我的片子。

我蠻期待事情在發(fā)展過程中所產(chǎn)生的變化，隨著這個變化的肌理，它自然會有一個結果。但有很多片子在拍攝結束后都沒有結果出來，那我就跟剪輯師共同把結果“再創(chuàng)作”出來。

Pmovie：前期調研的時間有多久？

周浩：很短，只要別人同意我拍了，我就會開始拍。其實最關鍵的問題是別人愿不愿意讓我拍，如果他愿意，同時跟我事先的某種想法又契合，那我就著手拍攝。

Pmovie：您曾說，拍紀錄片最重要的就是跟拍攝對象的溝通。具體需要什么樣的溝通能力？健談，跟拍攝對象自來熟？

周浩：不是簡單的自來熟。自來熟是你說話比別人說話多，你會變成主角，其實這在拍片子的過程是蠻忌諱的事情。你是要去觀察別人的生活，不能自己唱主角，更不是跟別人說自己有個特別大的主題，忽悠別人來拍攝，這肯定也是不可取的。

拍片子的開始都是因為雙方有一個契合點。我拍片的目的是什么，我先告訴拍攝對象，如果他們正好也愿意分享自己的故事，這就在第一個層面上達成了共識。只有當我拍片的意愿和跟拍攝對象的意愿相互重合的時候，這個事情就可以往下進行了。

而且在交流過程中，拍攝對象會問你，為什么要拍他，對他的什么東西感興趣。拍攝對象大多是不許報酬的，那別人為什么要讓自己未來一年的生活都被一個攝像機跟著？所以你首先要說服你的拍攝對象，但說服不是欺騙，是需要表達出自己真誠的意愿。你為什么要做這個片子？做這片子干嘛用？你要跟別人說清楚。然后對方覺得好，說我們一起來試一試吧。

Pmovie：生活中不善于交際、沉默寡言的人，能拍好紀錄片嗎？

周浩：其實拍紀錄片跟一個人內(nèi)不內(nèi)向沒有本質的關系。內(nèi)向的人可能有些題材拍不了，比如《大同》這樣的題材，但可以去拍自己最擅長的題材，比如說拍自己的父母或者最要好的朋友，那這也許就是我進不去的地方。

每個人做片子都是這樣，就是做自己最熟悉那一塊。我理解紀錄片的本質，就是呈現(xiàn)你跟別人打交道的方式，就是用你的人生閱歷，用你對世界的感悟，通過影像的方式去把它謀篇布局出來。

羞澀人可以用他自己的方式去感受事件，他的感受方式跟我一個粗線條大老爺們的感覺方式就不一樣。比如說像《高三》這部片，我去拍和他去拍就會是完全不同的兩個片子，我用我的視角去解讀別人高三這一年是怎么經(jīng)歷的，那他也會有他的解讀方式。而且并不存在誰的視角更公允的問題，每個人都是用自己的視角來觀察事物。觀眾在看片子時會覺得，這個視角，這種跟人打交道的方式是我以前沒有感受到的，而這就是一部紀錄片的獨特性所在。

并不說只有外向的人才能去拍紀錄片，而羞澀的人不能拍紀錄片。比如說我認識的一個紀錄片導演叫沙青（憑借《在一起的時光》獲得日本山形國際紀錄片電影節(jié)小川紳介獎），他就是一個特別內(nèi)向的人，但他同樣也可以拍出非常棒的紀錄片。

一部影片如何能夠與眾不同？首先你得有自己的一個角度。紀錄片就是一個導演用自己的思維方式、行為方式來研究其他人，本質上是這樣的。

每次拍攝都如履薄冰

Pmovie：紀錄片會展示拍攝對象的正負面，這是客觀性的體現(xiàn)。但在拍攝過程中，如果拍攝對象要求隱藏自己的負面，或者提出其他的拍攝要求，您會如何保持自己的主控性？

周浩：這種情況永遠都有。紀錄片的拍攝過程，實際上是你和你的拍攝對象互相了解的過程。當雙方有了足夠的了解，拍攝對象信任你的把控，那你就能自如處理。

我經(jīng)常說，拍片子永遠都是那種如履薄冰的感覺，就是你一定要在拍攝對象、我（即拍攝者）和觀眾之間找到某種平衡。我每一部片子其實都是在這個邊緣上走出來的。

我并沒有覺得自己在這方面處理得非常好，都不敢說自己是“熟練工”。因為每次遇到的問題都是新問題，都得想新的辦法解決。包括最近拍這部片子，實際上我們跟拍攝對象之間也會產(chǎn)生一些的沖突和觀念認識的不一致，然后這部分內(nèi)容可能也會拍進影片當中。

而且我并不認為把別人赤裸裸地呈現(xiàn)在鏡頭面前，它就叫紀錄片。紀錄片的作用是什么？我覺得它應該變成社會的一個潤滑劑，促進人和人之間的相互了解和溝通。比如我們拍一個人物，我們是希望觀眾跟這個人物之間能夠發(fā)生某種交流，而作為中介者的我如果不能處理好自己跟這個人物之間的關系，那怎么能夠指望觀眾去認同我所拍的人物呢？當然，也不見得要去給別人唱贊歌。

這個世界可怕的事就是從眾，我們很多時候判斷事物只分黑和白，這是好人，那是壞人，但實際不是那么簡單，我更喜歡呈現(xiàn)事情的多面性，

Pmovie：《大同》里面，前一段鏡頭是市長開會譴責下屬，顯示了他的正面形象，后一段鏡頭立馬接上的是群眾對他的異議，形成了兩種觀點的分庭抗禮。這就是一種呈現(xiàn)多樣性的方式？

周浩：對，我必須把人物往不同的方向去拉扯。比如說一方面你會覺得他的拆遷是沒有道理的，因為影響到了很多人的生活，但回過頭來我又會告訴你，拆遷其實有很多非常站得住的理由。其實每個人都處在各種力量的拉扯中間，而我們習慣一棒子把別人打死，所以這個世界總是有這么多矛盾沖突。我是不愿意特別強烈地站在某一個立場上去批判別人。

社會大眾對警察和醫(yī)生存在一些固有的認識，但如果看完我的《差館》和《急診》，也許會覺得警察和醫(yī)生都很不容易。其實我的片子本身并沒有站在拍攝對象的立場上說他們很幸苦，只是觀眾看完之后會對他們有新的理解。

Pmovie：隨著跟拍攝對象關系的深入，您的態(tài)度、立場是否會變化？這對拍攝會有哪些影響？

周浩：這種影響當然非常大，但不一定說是好的或者壞的。拍《龍哥》的時候，一開始我只是想觀察別人的生活，但隨著拍攝的深入，我自己也有點堅持不下去了，因為那種生活的確讓我覺得非常不舒服，然后我跟他的關系也開始變得不一樣起來。最后我跟他之間的互動就變成這個片子非常重要的部分，實際上這也是讓這部電影成片的唯一方式。其實這個片子講的就是我和拍攝對象之間的關系。

我自己覺得拍過最好的兩個片子，就是《大同》和《龍哥》。

Pmovie：有些拍攝場景其實很危險，您在現(xiàn)場會害怕？會怎么去克服？

周浩：因為本身我是做記者出身的，所以碰到過各種各樣的事情。早期拍《厚街》的時間，就遇到了拍攝對象要殺人的場面；拍《棉花》的時候，攝影機還被人調包了。各種各樣的事故會經(jīng)常發(fā)生，我都得想辦法處理。而且觀眾不會關心你的健康問題，只會關心你的片子拍得好不好。我們拍片子最痛苦的事情就是，事情發(fā)生了，你在現(xiàn)場，但你沒有拍到。

考慮觀眾是記者的潛意識

Pmovie：相比較主流紀錄片，您影片的戲劇性是比較淡的，但是否也會去提煉戲劇性？

周浩：我還是會受劇情片的影響，會下意識地去提煉戲劇性。因為我拍紀錄片還是為觀眾服務的，不可能去拍一個觀眾并不關心的片子。比如我不希望觀眾覺得我的片子很悶，所以在時長上也會下意識地去控制，你看我的片子，其實都沒有超過兩個小時的。

畢竟我是做記者出身的，記者做一個報道如果沒有人看的話，那肯定會覺得很失落。所以我潛意識里不會把片子做得特別長。

Pmovie：《棉花》拍了8年，這是您拍過最長時間的片子嗎？拍好一部紀錄片至少需要幾年？

周浩：《棉花》是目前拍得最久的，但《差館2》大概就拍了十多天，那跟影片的質量是否有必然聯(lián)系？我覺得不一定。

我有時候開玩笑說，拍久一點是為了給自己自信。其實還是要視題材而定，有些題材并不需要拍那么久。拍久一點當然好，但這并不是一個鐵律。

《棉花》工作照

Pmovie：您曾說想拍“抵達到觀眾內(nèi)心，卻又不易言表”的東西，后來有拍到這樣的東西的嗎？

周浩：其實每部片子里都有吧，如果片子里沒有這種東西，那就沒有靈魂了。

就像你跟別人介紹一樣東西，肯定不是直接說這東西很美很漂亮。就像文學中的“白描”，不需要用華麗的辭藻去描述，但在白描過程中，我也有自己的方法和結構，最后讀者能感受到那個事物的美感。

比如海明威的小說《老人與海》，開頭就寫“這位老人84天沒有捕到魚了”，這樣的描述就很快能夠抵達觀眾，又會給觀眾留下很多想象空間。我們做影像的人，其實也是在找這種玄外之意。

Pmovie：您曾說您的影片是憂郁的，但您希望通過紀錄片促進人與人之間的溝通，這個追求又是積極、樂觀的。怎么理解這兩者之間的關系？

周浩：其實我也是后來才漸漸發(fā)現(xiàn)，我的片子有一些不那么愉快的感覺吧。

佛家不是說人生就是苦難的嘛，如果非要把生活描寫成都是陽光燦爛的，那反而不是一個真實的世界了。其實我們都是在這種且行且珍惜的過程中，去走完我們的一生。

如果非要告訴一個年輕人生活是美好的，我覺得這是在騙他。只有告訴他說生活是苦難的，是充滿著艱辛的，也許他才有免疫能力去經(jīng)歷未來的一切。

《棉花》工作照

Pmovie：最后想問一個問題。您已經(jīng)拍了9部長片，接受過很多采訪，也做過很多講座，那未來會有出書的計劃嗎？

周浩：有很多出版商都找過我，但我目前還沒有特別強烈的愿望。

一方面，文字表達對我來說并不是一件非常得心應手的事情，所以寫書對我來說還是有某種小小的負擔。

另一方面，我覺得我應該把80%的精力放在拍片子上。你們更想看到我的書，還是更想看到我的新片子呢？肯定還是更愿意看到新片子吧。其實《大同》之后我已經(jīng)有四年沒有新的長片面世了，這有非常多的客觀原因，也不全是我個人的原因，有的片子拍完了出不來，有的在剪輯臺上，有的還在進行中。